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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互聯(lián)網(wǎng)、電話、電視、收音機的世界里，印刷媒介曾經(jīng)是最主要的交流工具。在影響世界深遠的法國大革命時期，向民眾廣泛傳播政治思想是爭奪權力的必由之路，而印刷媒介作為唯一途徑，在這一時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印刷在法國大革命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印刷品不僅是對已經(jīng)發(fā)生的事件的一種記錄，其本身就是事件的一部分，印刷促成了其所記錄事件的發(fā)生，是歷史上一股活躍的力量，尤其在1789年至1799年期間，當時，爭奪權力就是爭奪對民意的控制。《印刷中的革命：1775—1800年的法國出版業(yè)》一書通過考察印刷業(yè)，為從整體上研究法國大革命提供一個新的視角。本文為該書《一省視角》一文，通過弗朗什-孔泰一省的視角，管窺當時的情況。澎湃新聞經(jīng)上海教育出版社授權發(fā)布。
大革命之前的三個世紀里，在弗朗什-孔泰，圖書的流通無論在文化精英的圈子里，還是在貧苦的村民范圍里，都在大幅度地增長。當然，出版物的種類和傳播的程度會根據(jù)不同社會階層的不同文學需求，以及讀者所居住地方的不同而有所變化。弗朗什-孔泰的人口分布比較分散，只有20%的居民居住在城市里。隨著各種印刷品的傳播速度在大革命時期的加快，弗朗什-孔泰，乃至實際上整個法國都進入了識字文化的新階段。尤其是村民們，他們接收到了大量招貼報、小冊子和短文，而且還看到了報紙。
1789年之前的圖書傳播
弗朗什-孔泰的出版情況在幾個方面都很獨特。雖然這個邊境地區(qū)有其獨立的傳統(tǒng)，但并未受到落后的外省心態(tài)的束縛。弗朗什-孔泰正好位于一個交叉路口上，此路口通向巴黎重要的印刷中心、里昂和瑞士，所以有著繁忙的圖書流通。這個地區(qū)還承擔著連接瑞士與洛林（Lorraine）、勃艮第，以及法國腹地省份的任務。在這里，除了有公開的、許可的圖書商貿(mào)活動之外，還存在利用地下渠道進行的印刷品非法販運活動。
弗朗什-孔泰的居民正好處于那些著名出版中心的出版物很容易就能到達的區(qū)域，所以購買的出版物很大一部分都出自這些出版中心。人們旅行的時候會購買圖書，但更常見的還是通過書目和訂購的方式來購買。因為當?shù)氐膱D書生產(chǎn)遠遠滿足不了讀者的需求和興趣，尤其是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讀者，所以弗朗什-孔泰的書商——主要有25家——會向這些出版中心下訂單。當?shù)?家印刷商主要印制宗教小冊子、初級讀本和傳統(tǒng)的通俗讀物，偶爾也會印制一些神學書、當?shù)鼗虻貐^(qū)的歷史書，或者法律和醫(yī)學方面的文本，但這些還是不能滿足當?shù)鼐用竦男枨蟆?/p>
弗朗什-孔泰的文化精英相對來說不是很多。1789年，在大約80萬的總居住人口中，有定期閱讀習慣的、受過教育的公民大概只有1萬，其中大約3500名教士、2000名貴族（這個群體中的教育水平也大有不同）、2000名中產(chǎn)階級職業(yè)人士，主要是律師和公證員，另外還有許多醫(yī)生和一些工程師及商人。分布于不同市鎮(zhèn)的學校有15所，不到3000名學生。在如此情況下，圖書市場，尤其是價格昂貴的圖書市場還是受到了限制——通常也就400—700名潛在顧客。因此，像《貝桑松和弗朗什-孔泰的歷史年歷》（Almanach historique de Besan?on et de Franche-Comté）這樣一本將受過教育的公眾群體設為目標讀者的書，一版就印制了500本。紀堯姆神父所著的歷史著作《薩蘭的老爺們》（Sires de Salins）以四開本印制，一版印了700本，都是以訂購的形式出售的。另外我們還得知，1777年的四開本《百科全書》也有392名訂購者。《弗朗什-孔泰公告》（Les Affiches de Franche-Comté）周刊創(chuàng)刊于1766年，目標讀者也是相同的這批公眾群體，但運營十分艱難，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會出現(xiàn)多次中斷出版的情況。
雖然市場規(guī)模有限，但文化精英對于現(xiàn)代觀念和發(fā)展趨勢還是帶著一種接納的態(tài)度，這一點至少可以從他們的圖書室看得出來，因為他們的圖書室往往藏書幾百，甚至超過一千卷。書架上，與世代相傳的古老卷冊并排著的都是新近出版的著作。
精英們最初對《百科全書》的反應是狂熱的。實際上，納沙泰爾版本（1777年）的成功讓弗朗什-孔泰的書商們感到震驚，其他跡象也顯示了這種對百科全書知識的狂熱情緒。1772—1773年，為了爭取經(jīng)莫雷茲（Morez）進入弗朗什-孔泰的幾板條箱的《百科全書》，薩蘭的書商讓弗朗索瓦·勒潘（Jean-Fran?ois Lepin）不惜與海關展開了一系列周旋。他反復向他的一個朋友——皇家副代表法東（Faton）請求幫助，法東為了他多次向總督寫信。他在1773年12月8日寫道：“我親愛的格里奧依（Griois），我再次向您請求一張通行證，是為了兩板條箱的日內(nèi)瓦版本的《百科全書》，這些書現(xiàn)在在萊魯斯（Les Rousses），是屬于薩蘭的書商勒潘的。被禁的書只有伊韋爾東（Yverdon）的版本……我請求您能在明天給海關那邊發(fā)一份許可，因為勒潘目前實在是太焦慮了。”另外，《弗朗什-孔泰公告》曾刊登過十則廣告，出售《百科全書》的單行本，這說明就這部作品而言，存在著一個非常活躍的二手書市場。
穿袍貴族們（noblesse de la robe）緊跟時代潮流。韋澤（Vezet）的鎮(zhèn)長盡管對新觀念還保持著一種小心謹慎的態(tài)度，但還是埋頭閱讀哲學書。伏爾泰當時居住在附近的費爾內(nèi)，但在弗朗什-孔泰也是相當聞名，他的著作尤其在法律界被廣泛閱讀。但是盧梭的影響更大。弗朗索瓦·費迪南·約瑟夫·布勒內(nèi)（Fran?ois Ferdinand Joseph Brenez）是一名居住在隆勒索涅（Lons-le-Saunier）的律師，正好在大革命開始之前的1788年去世，當時有一定影響力的律師都有私人藏書，他的圖書室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是汝拉（Jura）地區(qū)納沙泰爾四開本《百科全書》訂購者之一，而且除了36卷的《百科全書》，他還藏有盧梭、孟德斯鳩和伏爾泰的所有著作，以及雷納爾神父的《歐洲人在東西印度群島殖民和貿(mào)易的哲學與政治史》和布豐的《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他還有狄德羅和愛爾維修的著作。他收藏的虛構類作品有《巴黎畫卷》（Tableau de Paris）和塞巴斯蒂安·梅西耶（Sébastian Mercier）的《2440年》。總之，他收藏了超過1000冊的圖書。布勒內(nèi)出身于一個公證員家庭，與當?shù)剌^低等級的貴族有一定聯(lián)系；他也是火槍隊隊員和所在市鎮(zhèn)的共濟會團體的會員。
除了有名的啟蒙思想著作，文化精英也會購買其他各種作品。最近一項關于貝桑松法律界的研究發(fā)現(xiàn)，“圖書室中，宗教書籍的所占比例在下降” 。圖書室的書架上擺放著科學和藝術類圖書，還有一些地方史的書——出于對當?shù)氐淖院栏小驮S多小說。精英們對虛構類圖書特別熱衷，當?shù)刭F族中有人還訂購了《世界傳奇故事叢書》（La 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des romans）。
《弗朗什-孔泰公告》透露了當時的閱讀品味，而貝桑松書商的廣告則顯示了這種品味的發(fā)展方向。在377本做過廣告的著作中（從1766年到1773年），有8.4%是神學，7.6%是法學，21.4%是歷史，28.6%是純文學，還有33.6%是藝術和科學。從中可以看到貝桑松的書商們在形成弗朗什-孔泰的閱讀習慣中充當了一個中間人的角色。
隨著這種閱讀行為和小團體中的圖書交換，一種新的社會生活開始發(fā)展起來。貝桑松、圣克勞德（Saint-Claude）和費索爾（Vesoul）這三個城市有了公共圖書館。讀者俱樂部和社團也出現(xiàn)了。1771年，在圣阿穆爾（Saint-Amour）這個小鎮(zhèn)上，“幾名有一定影響力的人”向當局請求允許他們“租借一間房舍，供他們聚會、讀報、玩博彩等，就像是省內(nèi)其他市鎮(zhèn)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一直有的那種一樣”。在貝桑松，書商皮埃爾-艾蒂安·方泰（Pierre-Etienne Fantet，伏爾泰的一個朋友）和多米尼克·勒帕涅（Dominique Lepagnez）開設了閱讀室。薩蘭的一名教士表示曾經(jīng)從一名律師那里借過幾卷《百科全書》。如此，圖書的影響范圍遠遠超越了圖書主人這個有限的圈子。
那么在鄉(xiāng)村，圖書的傳播情況如何呢？我們首先要記得，弗朗什-孔泰位于法國東北部，那一帶的識字率相對比較高。村民們之所以能讀書，都是因為一些神職人員的勤勉積極。反宗教改革運動為弗朗什-孔泰識字率的提高提供了基礎；神職人員在宗教圖像和物件之外，采用書籍在家庭中傳播天主教義，爭取村民們的皈依。在傳播宗教書冊方面，神職人員受益于一個成熟的商業(yè)網(wǎng)絡，這個網(wǎng)絡由大書商、新聞散播者和流動商販組成——流動商販雖然自己有店鋪，但還是會到山區(qū)挨戶兜售小商品。
弗朗什-孔泰的神職人員在很多方面都促進了宗教出版物的傳播。例如，圣克勞德的主教梅亞萊·德·法爾熱（Meallet de Farges）在他的教區(qū)免費分發(fā)頌揚虔信的小冊子。布普雷（Beaupré）的傳教士一個世紀以來在不同的教區(qū)積極活動，與獲得當局許可的書商一起去走街串戶，一方面搜查壞書，另一方面分發(fā)宗教書籍。傳教士自身也成了出版者，1780年7月20日，他們獲得許可印制《對基督教最重要之真理的思考》（Les Pensées sur les plus importantes vérités du christianisme，十二開本），這本書由其中一名傳教士所寫，當時一版印制了一萬本。許多家庭都收藏宗教歌曲的合集，不僅在教堂做禮拜時用，也可以在家時閱讀。一本題為《心靈引導法》（Méthode pour la direction des ames，1782—1783年）的神職人員手冊就清楚地解釋了基督教家庭收藏虔信書籍的必要性。其作者約瑟夫·波沙爾（Joseph Pochard）以前是一名神父，也是貝桑松神學院的主管，他四次都提到：“如果一名優(yōu)秀的神父發(fā)現(xiàn)有些家庭連十字架、宗教圖像或禱告書都沒有的話，一定會感到痛心不已。”他還建議夜晚圍爐而坐的時候，最后可以讀一讀引人深思的書籍，為了這個目的，他還推薦了一些適合的圖書，其中就包括以上提到的《對基督教最重要之真理的思考》，以及《深思》（Pensez-y bien）、《奉獻人生之入門書》（L’Introduction à la vie dévote）和《基督教教育家》（Le pédagogue chrétien）。
這些活動對于民眾來說到底有什么效果呢？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只有6%的農(nóng)村人口（農(nóng)民、日薪工人、葡萄栽種農(nóng)）藏書，其中80%都是宗教書籍。因此，宗教書籍的數(shù)量遠遠超過了流行的故事書和年歷。
大革命之前幾年，圖書在弗朗什-孔泰的各個階層都廣泛傳播。圖書的種類有很大不同，而傳播的原因也有很大不同。有時候，是智識上的好奇心和現(xiàn)代性口味決定了閱讀習慣；而有時候正如我們所發(fā)現(xiàn)的，是宗教的宣傳起了作用。最后傳播到農(nóng)民手中的書籍跟啟蒙思想的作品又完全不同，而且事實上，啟蒙思想的著作在大型的精英圖書室也不見得一定就有。不過，在弗朗什-孔泰，宣傳虔信的圖書大量出現(xiàn)，這說明農(nóng)村人口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真正具備閱讀能力的。農(nóng)民們很可能蓄勢待發(fā)，等到1789年之后，時機到來，就可以順利過渡到對世俗文學的閱讀了。
政治出版物的大量增長
大革命給弗朗什-孔泰帶來了印刷品傳播的新階段。有力刺激印刷的兩大動力是宣傳和改變信仰的需要，這兩種需要主要來自兩大對立派系：一個是想要擊退“狂熱盲信”的愛國激進分子，另一個則是絕不會被動挨打的反抗大革命者。在這場浩大的意識形態(tài)斗爭中，雙方的武器都是印刷品。傳播印刷品的網(wǎng)絡也有兩個，一個使用的是革命當局的官方渠道，另一個采用的則是地下路線。目標都是要控制農(nóng)村。為了這個目標，雙方都到處散發(fā)小冊子、小書、招貼報和報紙等，而這些印刷品都直接觸及當下發(fā)生的各類事件。
我們是否能具體調(diào)查印刷材料的增長程度呢？關于這段時期印刷品的完整清單還沒有編輯完成，但是已經(jīng)根據(jù)印刷商和出版日期進行了分類整理。這些資料讓我們對印刷坊的情況有所了解。1789年1月至5月，為三級會議而開始的選舉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于是在弗朗什-孔泰出現(xiàn)了220種題目的印刷品（包括小書和小冊子）。平均每個題目的印刷品都印制了1000份，所以出版總量達到22萬。幾個月之后，有關《神職人員民事憲章》（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的辯論又催生了30種小冊子。所有印刷坊都忙碌不停，另外在阿布瓦（Arbois）、波利尼（Poligny）和圣克勞德還出現(xiàn)了新的印刷坊。
將法國劃分為“省（departments）”的行政劃分政策將原來的弗朗什-孔泰分成了幾個省，但還是有利于這種新的政府單位里的官方印刷商。在貝桑松，自1784年以來就從事印刷業(yè)的安托萬約瑟夫· 西馬爾（Antoine-Joseph Simard）從省當局獲得了大量印刷費，但他沒辦法接下所有訂單，所以省當局不得不再找其他印刷商（雅克弗朗索瓦·庫什［Jacques-Fran?ois Couché］和讓弗朗索瓦·達克蘭［Jean-Fran?ois Daclin］）。從1790年11月到1794年夏季，杜布（Doubs）省共花費5萬法郎來支付各種印刷賬單。相同的情況也發(fā)生在汝拉的首府隆勒索涅，在這里，德洛姆（Delhommes）的小印刷坊自1762 年以來就勉強支撐，但現(xiàn)在的印刷產(chǎn)量卻增長了。自1790年到1797年期間，我們發(fā)現(xiàn)了20種不同的出版物，其中一篇于1794年11月30日在至高圣殿（Temple of the Supreme Being）發(fā)表的有關“誠信（La Bonne Foi）”的演講稿一次就印刷了3000份。除了這些，還有5卷12開本的《法蘭西共和國法律公報》（Bulletin des lois de la République fran?aise，革命歷共和三年到四年［1794—1796］）和多卷4開本的《法蘭西法律》（Lois fran?aise），每卷售價4法郎，這幾套書的訂單都是該省在1791年11月下的，并由不同區(qū)送達每個市政府。而且，所有新法律都要印制到招貼報上。1790年，汝拉省的印刷支出達到3萬法郎，占總預算的10%。還有一個例子，革命歷共和三年（1794），剛在波利尼落腳的雅克維克托·貝通（Jacques-Victor Beyton）從阿布瓦區(qū)收到2500法郎的款項，用于支付大約30種出版物（包括12張招貼報）的印制費，所有出版物的印數(shù)在40到650不等。1794—1795年，他還印制了《汝拉省歌曲年歷》（Almanach chantant du département du Jura）。
所有印刷坊的產(chǎn)出量都在增長，以滿足市政、省政、區(qū)政和政治俱樂部的需求，這些機構都在通過印刷品來傳播革命觀念。而且，意識形態(tài)的交鋒升溫很快，各方都通過出版物進行反擊。在反對革命當局出版的大量材料的斗爭中，反抗文學也發(fā)展了起來。1791年6月1日，汝拉省政府得知，“第三和第四次印刷的教皇訓諭”在流通，于是決定要印制2000份憲章主教在就職儀式上的演說稿，并“分發(fā)到每個市政廳、每個神父或教區(qū)教堂主神父手上，推薦他們在第一個星期日的圣會上宣讀”；如果神父不宣讀，那么政府將派該市的檢查員在彌撒之后進行公開朗讀。政府還建議每個公民“告發(fā)所有兜售、散發(fā)或組織散發(fā)煽動性和誹謗性材料的人”。其實在1790年的秋天，對新憲法滿懷敵意的出版物就已經(jīng)開始出現(xiàn)了。
宗教形勢也助長了對大革命的反抗。拒絕宣誓效忠新憲法的教士們和支持他們的網(wǎng)絡印制了大量小冊子。拒絕效忠的教士們，不管是隱藏著的還是已經(jīng)被流放的，都是抵抗力量的核心；大約有2000名神父穿過了瑞士的邊境。那些躲在附近或偏僻地區(qū)的教士們雖然處于一個全新的形勢之下，但仍然堅持跟過去一樣寫作。他們的許多作品在瑞士印制，然后偷運到法國。1792年4月27日，在蓬塔利耶附近，“一個看上去像教士的外國人”在前往瑞士的路上“被捕了”。這名神父的身份很快就被揭曉，名叫讓·皮埃爾·埃梅里（Jean Pierre Emery），是在汝拉附近的布雷斯（Bresse）地區(qū)的前克洛納（Colonne）教區(qū)神父。他隨身攜帶著一份待印刷的手稿，標題是“人們的信仰或節(jié)選自《對宗教最重要之真理的思考》（Pensées sur les plus importantes vérités de la religion）的原則”。埃梅里只是因此被捕的眾多人之一。
拒絕效忠的神父們自身也是宣傳者和傳播者。在蓬塔利耶區(qū)的布耶容（Boujeon）鎮(zhèn)，兩名神父的行為就“攪亂了這里的平靜，他們到處散發(fā)充斥著狂熱和煽動性格言的書籍”。他們散發(fā)的還有一本標準的反憲章圖書《一名汝拉省神甫的最后講道》（Le Dernier Pr?ne d’un curé du Jura）。以這些神父為中心，很快就成功組織了支持性網(wǎng)絡，其中婦女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皮埃爾方丹鎮(zhèn)（Pierrefontaine，屬杜布省），一個洗衣婦就“閱讀各種不好的書籍，而且與她能接觸到的每個人分享之”。在古鎮(zhèn)（Goux，屬杜布省），一名教師組織婦女集會，并“從一個村莊流竄到另一個村莊，通過書面文字”煽動“狂熱盲信情緒”。拒絕效忠的神父們的母親和姐妹們自然都是激進分子。人們肯定還記得，在大革命之前的20年里，神職人員就不斷從農(nóng)村人口中招募年輕神父，因此在農(nóng)村的婦女群體中自然就獲得了同盟軍。1793年5月，在格拉斯鎮(zhèn)（Gras，屬杜布省），一名拒絕效忠的神父的兩個姐妹被指控到處散發(fā)小書和簡報。
革命當局為了反擊散發(fā)“狂熱”小冊子的做法，就印制了更多各種各樣的材料，包括招貼報、演說稿、小書和論辯的報告等。只要有人在某省或某區(qū)或者某個政治俱樂部，發(fā)表了愛國演說，當局就命令印刷這篇演說稿。印刷品的重要性被理想化，其有效性從未被質(zhì)疑。地方上的印刷商印制立法文本，還有公共安全委員會會議的議程摘要等，這些與巴黎的任何一項決定都緊密相關。這些官方文件由各區(qū)轉(zhuǎn)發(fā)給市鎮(zhèn)，市鎮(zhèn)同時還會收到同樣數(shù)量的記錄各省和各地方?jīng)Q議的材料。通過研究這些文件的路徑，我們可以具體實在地了解到革命當局的決議是如何得到貫徹的。
這些各式各樣的印刷材料送到每個市鎮(zhèn)上，以便讓每個公民都了解情況——這也是為收獲自由必須付出的代價。奧爾南（Ornans，屬杜布省）的雅各賓俱樂部出版了一篇題為《關于農(nóng)村的狂熱分子》（Aux Fanatiques des campagnes）的檄文，一版印刷了600份，分發(fā)到整個區(qū)（1791年）。1793年9月19日，杜布省政府投票決定，免費贈送在貝桑松印刷的雅各賓派報紙《騎哨報》（La Vedette）給該省的所有市政府和政治俱樂部。市政府官員接到指示，要“在每周日和假日的晚禱之前”公開地大聲朗讀，因為這份報紙“以最純粹的形式闡述了共和主義的原則”。于是，700份報紙被分發(fā)了出去。
對于雙方來講，印刷材料都有著傳教布道的價值，并以前所未有的熱情被廣泛宣傳。有關年歷的爭斗就例證了雙方的交鋒，例如《跛足的信使》（Messagers boiteux）與在貝桑松和波利尼印制的共和派年歷之間的爭斗——《跛足的信使》在伯爾尼（Bern）和納沙泰爾印刷，然后秘密運進弗朗什-孔泰，但后來被省當局追查并繳獲。
兩種文學，一個目的
不管是通過官方的公開朗讀，還是通過夜間聚會時的秘密朗讀，政治信息更多的時候都是通過朗讀的方式在傳播。在過去，閱讀是一種集體的公共行為，在1789年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這也是村莊中的一種共同行為。教區(qū)神父高高站在講臺上，向聚集在下面的信徒們朗讀法令和條例。每年在村集會上選舉出來的地方政府行政官員們都要公開朗讀總督頒布的公文，他們就是在總督的直接領導下工作的。法規(guī)和信息就這樣傳遞到普通民眾。在弗朗什-孔泰的村莊里，民主是非常活躍、有生氣的。公共閱讀也發(fā)生在夜間的聚會上。在農(nóng)民社會中，圖書及其他印刷品就是這樣被使用的，因為在農(nóng)民社會，很大一部分仍舊保留著
口頭文化。這種傳統(tǒng)形式中出現(xiàn)的新變化就是對大革命所帶來的變局所做出的調(diào)整。
眾多文獻都表明，在秘密的宗教禮拜上，人們會采用公共閱讀的形式。似乎大多數(shù)秘密傳播者也都有責任朗讀他們所傳播的材料，因此他們實際上也就成了口頭中間人。所謂的煽動者就是因為向人們朗讀并分發(fā)了書籍而遭逮捕的。反革命運動無論是在農(nóng)村還是在城市，都要依靠集體性閱讀。1792年8月27日，在蓬塔利耶，區(qū)總議會收到情報，說是反革命報紙，尤其是《伯爾尼公報》（Gazette de Berne）在民眾中流傳。《公報》會先送到郊區(qū)的一個秘密地點，之后有人會去取，然后反革命分子們就“聚在室內(nèi)……向反對憲法的人朗讀報紙內(nèi)容”。在短時期內(nèi)，這些印刷品替代了主持秘密宗教禮拜活動的流放神父。
愛國者也一直在使用公共閱讀的方式，而且有時候這是一種必需。在整個弗朗什-孔泰，報紙、演說稿，甚至來往的信件都會在政治俱樂部里被大聲朗讀出來。有時，這種朗讀帶有教育目的。1792 年6月17日，在隆勒索涅，憲法之友社（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Constitution，共604名會員）決定：“在每周日和所有假日，要定期在會議大廳公開朗讀最好的報紙和書籍，朗讀者要向受教不足的公民解釋那些較難理解的內(nèi)容。”省和區(qū)的革命當局都要求市鎮(zhèn)官員向“為此目的而聚集的公民們”朗讀他們所頒布的立法文本、法令和決議。
愛國神父也被召集起來參加公共閱讀活動。有時候還會擊鼓召集村民們來參加活動。1790年12月16日，阿布瓦區(qū)的官員們注意到，他們那個省的所有教區(qū)都收到了一篇贊同《神職人員民事憲章》的文章，并向民眾展示了這篇文章，對此他們很滿意。“我們甚至有理由相信，這次展示很完美，離設定的目標已經(jīng)相當近了。”然而，這種公共閱讀并不總是如此成功的。例如，茹涅（屬杜布省）的國家特務就很遺憾地注意到“參加在理性殿（Temple of Reason）舉行的法律發(fā)行和朗讀活動的公民非常少”。
最后，汝拉省的護林官，布列塔尼的勒坎尼奧（J.-M. Lequinio）在《風景如畫的旅行》（Voyage pittoresque，1801年）中所記錄的見聞也是一份證明材料。他注意到上汝拉的市長在公共廣場上大聲朗讀報紙。
他還寫道，在格朗沃的圣洛朗（Saint-Laurent en Grandvaux），居民們“在讀、寫和計算方面都很不錯，他們的一大愛好就是閱讀他們焦急等待的報紙，你會發(fā)現(xiàn)，他們并不缺乏這些報紙能夠提供的政治方面的知識”。
而且，在弗朗什-孔泰這樣一個仍舊在許多方面保留了口頭傳統(tǒng)的社會里，很自然，歌曲也被廣泛運用于觀念的宣傳上。印制的歌單廣泛流傳。在杜布省，一名拒絕效忠之教士的兄弟，讓· 布呂雄（Jean Bruchon）因為宗教迷信擾亂治安，遭到逮捕，他到處散發(fā)的就是“惡俗的誹謗性小冊子，有些還是以歌曲的形式來寫的”（1793年）。1794—1795年在波利尼印制的《汝拉省歌曲年歷》就是一本歌曲集，既有共和主義的歌曲，也有貴族的歌曲。在貝桑松，在弗夫· 沙爾梅（Veuve Charmet）的印刷坊還發(fā)現(xiàn)了一首題為《哀悼路易十六》（“Lament on the death of Louis XVI”）的歌曲（1796年3月）。1795年4月，一名邊境衛(wèi)兵報告說，他在翻越高山時，聽到“有三個男人在高唱一首貴族的歌曲”。不管是印制的還是口頭傳播的，歌曲都是快速傳遞意識形態(tài)的通訊員。
革命時代，兩種對立的政治運動明顯加速了印刷材料對弗朗什-孔泰整個社會的滲透，尤其是對農(nóng)村的滲透。在傳統(tǒng)的，主要是宗教性質(zhì)的文學作品之上，疊加了一種新的、與政治事件緊密聯(lián)系的文學形式。在農(nóng)村，首次出現(xiàn)了政府公報和報紙。然而，雖然印刷品的數(shù)量大大增加了，而且流通量也增長了，但是閱讀的方式卻沒有發(fā)生改變。在這個仍舊以農(nóng)業(yè)為主的社會里，政治信息，無論是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都是通過朗讀的方式在傳播。
《印刷中的革命：1775—1800年的法國出版業(yè)》，[美]羅伯特·達恩頓、[法]丹尼爾·羅什編，汪珍珠譯，上海教育出版社202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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